浙江一医院采购47万药，医生回扣拿15万，接下来医疗反腐是不是还会查出一堆蛀虫？
时间：2024-04-09 09:24:19 来源：网络
基本药物的真实成本到底是多少?
2010年1-3月，我们在浙江、福建、北京、湖南和湖北等地的调研中发现，基本药物零差价制度不仅没有降低药价、减轻患者药费负担，还扭曲了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品购销行为，使盛行于二、三级医院的商业贿赂行为蔓延到基层医疗机构。
众所周知，由于现有医疗体制存在的弊端，二三级医院采购药品时普遍存在返利和回扣现象，而且返利和回扣加在一起往往占到药品零售价的40-60%，所以二三级医院的名义采购价（往往也是政府招标价）明显高于药企实际得到的采购价，中间的差额即为二三级医院的返点、回扣及营销费用。例如，一个药品的名义批发价是10元，药企实际到手的采购价一般不超过3元，剩下7元中大约有6元以返点和回扣的形式给了医院、医生及其他相关个人，1元作为营销费用留在了批发环节。最后在销售环节，二、三级医院还可以合法加价15%，即以11.5元卖给消费者，具体如图一所示：
而二三级医院之所以偏好以高批发价采购药品，很大部分原因在于15%的加价率管制政策的实施，即医院药品的零售价格最高只能在采购价的基础上增加15%。因此，为了增加利润，医院自然偏好采购高价药。原来采购价3元的药，医院卖6元，赚3元。实行15%加价管制政策后，同样的药品，医院加价0.45元，如果将采购价抬高到10元，同样的药品，医院就可以加价1.5元，合法的利润就增加了1.05元。此外，医院和医生再通过返点和回扣拿到6元的药品收益。
在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以前，卫生院药品销售不受15%加价率管制政策约束，而是由卫生院按照市场情况自主确定零售价格，只要不超过国家最高零售价即可。零售价与采购价之间的差价归卫生院所有，采购价越低，获利也就越多。由于卫生院面临着零售药店和诊所的竞争，其零售价格不能高出竞争对手太多。为了盈利，卫生院会竭尽全力压低采购价，尽管加价率平均达到100%，但由于采购价很低，其零售价甚至还低于现在的政府招标中标价，更低于国家发改委规定的最高零售价。在这一机制下，卫生院有很强的动力通过与供应商谈判来降低药品采购价，这种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是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形成的，也是相对真实合理的价格。
因此，在推行基本药物制度以前，卫生院采购药品很少有返点和回扣现象，也基本没有药价虚高问题。而采购同一药品，二三级医院的采购价（政府招标价）显著高于卫生院的采购价，也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上述例子中那个药品，卫生院就以3.1元的采购价(含0.1元配送费)购入，然后加价100%，以6.2元价格卖给患者，具体如图二所示。但由于二三级医院和卫生院实行的是不同的药品购销和定价制度，两者井水不犯河水，互不相干。
然而，基本药物制度的实行，将基层医疗机构纳入到政府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内，要求卫生院和二三级医院按照统一的政府招标价采购药品。而在这一制度下，卫生院就再无可能以此前较低的采购价买到药品。
首先，药企不可能会按照此前卫生院较低的采购价参与竞标，因为其竞标的药品不仅针对卫生院，还供应给许多的二、三级医院。一个省份基本药物中标价是公开信息，如果药企以此前卫生院的实际采购价中标，则意味着在全国所有省份招标的中标价都要大致维持于这一价格。但是以这一价格中标，这些药品就很难再进入二、三级医院，因为在如此低的价格下，药企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向医院提供返点和回扣，也无法让医院通过加价15%获得尽可能高的加价收益。同时，为激励卫生院采购中标药品，药企也必然会采取返点和回扣等营销手段。但如果按照以前的实际批发价参加招标，药企是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进行返点和回扣的。
其次，零差价制度是一种更为严格的加价率管制政策，它和15%的加价率管制政策存在同样的弊端，即药价越高越受医疗机构青睐。在此制度下，卫生院不能合法加价赚钱，但是它却完全有能力通过索要返点和回扣的方式私下谋利。由于绝大多数基本药物同一品种中标企业有多家，卫生院拥有选择权，从而拥有索要返利和回扣的能力，竞标药企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投标价格中必须预留返点和回扣空间。这一药品投标和购销模式不过是此前公立医院药品购销模式和政府集中招标采购模式的简单复制，药企轻车熟路，卫生院也早已耳濡目染，双方完全是心有灵犀、一拍即合。
因此，实施零差价制度后，到底采购哪家药企的药品，卫生院的主要考量因素是返点和回扣的高低。药品质量基本不在卫生院考虑之内，因为政府集中招标已经遴选过质量。换句话说，只要选购的是中标药品，即使出现质量问题承担责任的也应该是招标机构而不是卫生院，况且卫生院及其医生也没有能力判断药品质量，尤其是此前没有使用过的基本药物。
最后，药品的成本乃至批发价格与销售量相关，医疗机构的采购量越大，供应商的平均成本越低，给出的批发价格就越低。但问题是省级集中招标只能确定中标价格，不能确定一个省份的采购量。因此，在无法判断销售量的情况下，制药企业只能保守地报出较高的竞标价格，避免出现中标价偏低、采购量小所导致的供货亏损的尴尬境地。
总结来看，上述情况的出现意味着基本药物制度事实上形同虚设，老百姓的药费负担也难以下降。
在妇保院医生给开的药，不是去医院药房拿，为什么要到医生手上拿？而且，MD一点效果都没有。
省妇保的医生在开药方面是会乱开的，1号楼3楼301办公室的里男医生就是一个例子。今天我老婆过去检查，结果就让医生开了一大堆药回来，什么多维片，还都是自费的。要去妇欣药房去开的。拿回药，去网上查查都是一些不知名的药。明显可见，这些医生都跟医代是串通好的。作为浙江省最好的妇保医院，竞然只有如此的医德。真让人寒心啊一个县医院药剂士竟受贿1200万，究竟怎么做到的？
干了21年职务不变职称不变，依旧是药学初级职称“药剂士”的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原药剂科工作人员王晓俊，却“生财有道”，通过暗做药代，为药商谋取利益，售卖“统方”数据，不到十年，王晓俊获利1200多万。成为当地的千万富翁。什么是暗做药代
财迷心窍的王晓俊被欲望拖着一路狂奔，伙同他人贩卖多家医院“统方”数据、甚至冒用他人身份暗做“药代”，收受“统方”好处费和药品回扣共计一千余万元，2010年，瞅准“商机”的王某某找到了相熟的医院信息科工作人员蒲某某，两人一拍即合，约定由蒲某某利用工作便利收集“统方”数据，王某某负责售卖，所得好处两人均分。2012年，在药品采购岗位深耕多年的王某某对药品采购操作流程已经非常熟悉，且与众多药商接触密切，这让他萌发出做药品销售代理的念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用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药代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上游的生产企业，利用建立起来的销售渠道控制生产企业。一些“药代”在“两票制”的情况下无法过票洗钱，于是要求生产企业高价出票，他们用自己创办的广告公司、会议公司等提供的虚假会议、广告发票从生产企业洗钱，这是一种新的洗钱方式。另一方面这也影响了下游的公立医疗机构，左右了部分医生的行为。现在就要让医者回归看病的角色，药品回归治病的功能。
所以应该医院杜绝这种风气，不能让患者为医生的贪婪买单。
